关于协助组织卖淫罪既遂的最新处罚标准是什么的法律问题，刑事律师收集整理了相关法律知识，给大家一些参考。
一、协助组织卖淫罪既遂的最新处罚标准是什么
行为人协助组织卖淫，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既遂的，一般犯罪情节的，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犯罪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凡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构成本罪，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很多人。
“协助组织他人卖淫”，是指为组织卖淫的人招募、运送人员或者有其他协助行为的。这里所规定的“招募”，是指协助组织卖淫者招雇、征招、招聘、募集人员，但本身并不参与组织卖淫活动的行为;“运送”，是指为组织卖淫者通过提供交通工具接送、输送所招募的人员的行为。为组织卖淫者招募、运送人员，在有的情况下，招募、运送者可能只拿到几百元、上千元的所谓“人头费”、“介绍费”，但正是这些招募、运送行为，为卖淫场所输送了大量的卖淫人员，使这种非法活动得以发展延续。
法律依据：
《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四款
为组织卖淫的人招募、运送人员或者有其他协助组织他人卖淫行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二、协助组织卖淫罪与非罪的认定
在查处组织卖淫案件时，公安机关往往不仅抓捕组织卖淫者和协助组织卖淫者，对一般协助卖淫行为性质不明显的人员也一并抓获。对此类人员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地都予以定罪处罚。如果行为人协助卖淫行为性质明显的，不论其从事何种协助行为，均应以协助卖淫罪定罪处罚但对协助卖淫行为性质不明显的，则不轻易定罪处罚。区分协助卖淫行为性质是否明显，主要看三个方面:
一是从其工作场所来区分。如果是在隐蔽场 所，非合法经营场所，则不存在协助行为性质不明显的问题。这是前提条件。行为人明知是非法场所，仍然实施协助行为，不能认定为协助性质不明显因此，在会所、洗浴中心等合法经营场所，是认定协助行为性质不明显的首要条件。
二是以从事工作性质来区分。充当保镖、打手、管账等工作的，从其平时工作中就应发现组织卖淫犯罪活动而从事一般性的服务工作，如打扫卫生，迎宾、一般结账等一般性服务工作的，就不一定能在主观上具有协助组织卖淫的故意。
三是从所获取的利益来区分。这是认定行为人与组织卖淫者关系密切程度的重要方法之一。仅领取正常的一般性薪酬的，与领取高额工资者，明显不同。
上述三个方面结合起来，确定协助行为性质是否明显在具有营业执照的会所、洗浴中心等经营场所从事一般服务工作，仅领取正常薪酬，协助组织卖淫行为性质不明显的，不认定为协助组织卖淫罪。
刑法单独规定了协助组织卖淫罪，表明这类行为有具体的罪状和单独的法定刑，应当确定为独立的罪名，适用单独的法定刑处罚，不再适用刑法关于从犯的处罚原则。因此，明知他人实施组织卖淫犯罪活动而帮助招募、运送人员或者有充当保镖、打手、管账人等协助组织他人卖淫行为的，以协助组织卖淫罪定罪处罚，不以组织卖淫罪的从犯论处。
相关内容：协助组织卖淫罪与组织卖淫罪从犯的区别
协助组织卖淫罪与组织卖淫罪从犯的区别
本罪并非组织卖淫罪的帮助犯，《刑法》将其单独定罪，是为了加重惩罚这种行为。本罪是行为人为组织卖淫的人提供便利或者条件的行为。
(一)协助组织他人卖淫与组织他人卖淫系共同犯罪
组织卖淫罪，是指以招募、雇佣、强迫、引诱、容留等手段，控制多人从事卖淫的行为，而协助组织卖淫罪，是指在组织他人卖淫的共同犯罪中起帮助作用的行为。如充当保镖、打手、管帐人等。
(二)将协助组织卖淫行为(组织卖淫行为的共犯)分立罪名的必要性
依照我国《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三款之规定，协助组织卖淫行为有具体的罪状和单独的法定刑，已经被确定为独立的罪名，但是关于协助组织卖淫行为是否应该独立成罪的争论未曾停止。
《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组织、强迫他人卖淫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组织、强迫未成年人卖淫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犯前两款罪，并有杀害、伤害、强奸、绑架等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为组织卖淫的人招募、运送人员或者有其他协助组织他人卖淫行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协助组织卖淫实际上是对组织卖淫的一种帮助行为，所谓共同犯罪的帮助行为，是指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为其他人的犯罪行为提供便利条件的行为。确实，按照传统共犯理论及我国传统刑罚文化和刑法对共同犯罪人的分类，似乎以一个罪名(通过区分主犯、从犯、协从犯和教唆犯及设立不同的法定刑格等)就可以评价共同犯罪中各犯罪人的行为，包括犯罪人的帮助行为，实现罚当其罪，但是将对主行为的帮助行为独立成罪在我国刑法中并非仅此一家，另如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以及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等，这说明将协助组织卖淫行为分立罪名不是一个特例，此类法律现象的存在有其理论和实践基础。
首先，此类属共同犯罪又定不同罪名的情况，符合刑法上的一种发展趋势，即帮助犯的正犯化，在刑法上以独立构成要件处罚性质上属于帮助犯的行为。如果此类帮助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较为严重，立法者认为需要对其予以打击，则将其从从犯地位上升为正犯，体现了刑法的一般预防作用。另组织卖淫罪是行为犯，有犯罪预备、未遂、中止等停止形态，将协助组织卖淫独立成罪(也是行为犯)，对其进行法律制裁就不再受制于前罪，只要行为人实施了对组织卖淫人员特定的帮助行为，不管组织卖淫人员是否实施或者完成了组织卖淫行为，也不管是否造成了实际的危害结果，协助组织卖淫行为人都已构成具体的协助组织卖淫罪，这表明我国刑事立法逐渐走向成熟。当然，由于协助组织卖淫罪与组织卖淫罪仍存在无法割断的实质性依附关系，故协助组织卖淫行为不能脱离组织卖淫行为，有协助组织卖淫罪，必定有组织卖淫罪。
其次，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即刑罚的轻重应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及刑事责任相适应。组织卖淫犯罪不是必要共犯，既可以是单独犯罪、一般共同犯罪，也可以是复杂共同犯罪(即各共同犯罪人之间存在组织、教唆、实行、帮助等分工)。组织卖淫罪本身蕴涵的犯罪构成要件要求行为人实施的组织行为，其组织对象是其他共同犯罪人或者各卖淫人员(卖淫人员一般不构成犯罪)，因此实施了组织卖淫罪中组织行为的未必是一般意义上的组织犯。组织卖淫罪中(尤其是有预谋、有组织、有分工的组织卖淫犯罪团伙或犯罪集团)可以有多名组织者，可能这多名组织者内部之间还存在主从之分，所以组织他人卖淫的组织者不一定是组织犯，也就不一定是首要分子。如果在具体的组织卖淫活动中，所起作用相同、地位相同而无法区分主次的，应当将若干组织者都作为主犯处理，如果在多名组织者之间还有分工的，对于其中处于从属地位、发挥次要作用、听命于人的应当以从犯论处。但简单地区分主、从犯并不能很好地评价各共同犯罪人在此类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协助组织卖淫在客观上表现为帮助组织卖淫的行为，犯罪情节相较而言轻微，也应给予其从犯的地位。既然如此，如果刑法上只规定组织卖淫罪，将一部分处于从属地位组织者定为从犯，那么如何来认定协助组织者呢?因此有必要将协助组织卖淫罪分立罪名，加以区分。
再次，这是一种立法技术，也是一种法律文化现象，同时也适应当前犯罪新形势的需要，使立法者意图体现地更加明确，司法者执法把握地更加精准。将协助组织卖淫分立罪名，赋予其独立的罪名与法定刑，这样刑法上对组织卖淫行为的评价体系就显得更加完备与立体，即可以分为组织卖淫罪主犯、组织卖淫罪从犯、协助组织卖淫罪二罪名三层次，一方面明确了打击范围，发挥了刑法的一般预防作用，有效遏制当前组织卖淫行为的扩大，另一方面也方便了司法上对组织卖淫相关犯罪人员的处理，以实现量刑合理化、精确化和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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