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4岁要负刑事责任的犯罪包括什么？的法律问题，刑事律师收集整理了相关法律知识，给大家一些参考。
一、14岁要负刑事责任的犯罪包括什么？
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罪名包括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死亡的，强奸罪，抢劫罪，贩毒罪，投放危险物质罪等恶性刑事犯罪，如果未成年人已经年满16周岁，只要有犯罪行为，就要承担刑事责任。
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称完全刑事责任年龄;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只有在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 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才应当负刑事责任，称不完全刑事责任年龄;不满14周岁的人实施任何危害社会的行为，都不负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对于刑事责任，需要根据行为人的年龄来认定，年龄不仅可以认定刑事责任，在量刑上也可以成为考虑的因素之一，如果行为人未满十四周岁，实施犯罪行为都不用担责，但是如果年满十六周岁，无论实施什么犯罪行为都要负责。
目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这些罪名都是性质非常恶劣的，不过，年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构成刑事犯罪的，在量刑的时候对未成年人是肯定要从轻从宽处罚的，而且绝对不可能对未成年人判处死刑。
二、未成年犯罪的罪与罚处理原则有哪些?
1、从宽处理的原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规定，对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必须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2、不适用死刑的原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49条：“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的规定，未成年人不论犯何罪均不应判处死刑。这是刚性要求，不允许有任何例外。
3、教育、感化和挽救的原则
我国未成人保护法第38条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4、分案处理的原则
分案处理是指对未成年人案件与成年人案件实行诉讼程序分离、分别关押、分别执行。诉讼程序分离是指未成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或有牵连的案件，只要不妨碍诉讼，要分案处理。
5、保障未成年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的原则
未成年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除保障其享有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作为任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享有的诉讼权利以外，还要注意认真落实其作为未成年人所享有的一些特别权利。
在我国的刑事案件的处理程序中，其实人民法院对刑事案件判决的结果是有三种的，分别是无罪判决、有罪判决和判决不负刑事责任，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来说，如果是触犯了十分恶劣的罪名的，此时也是会被判处有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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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法系国家受职权主义诉讼理念的影响，主要采取司法官启动制;英美法系国家受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影响，主要采取当事人启动制。从鉴定的公正性及公信力来看，司法官启动制要优于当事人启动制。从诉讼的成本及效率来看，司法官启动制相比于当事人启动制的成本要低但效率却高。从诉讼理念与诉讼功能来看，两种启动制分别反映了不同诉讼模式的诉讼功能。
我国的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以及审判机关都拥有鉴定启动程序的决定权，当事人既无精神鉴定的决定权，也无初次精神鉴定的申请权，只有申请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的权利。我国司法鉴定制度与西方各国相比较，最大特点在于公检法三机关在各自的诉讼活动中可以独立地决定司法鉴定的事项。对此学者们的看法不一，而分歧产生的原因可归结为一点，即对精神鉴定在刑事诉讼中的目的存在不同认识。赞成者实际上是将精神鉴定的主要目的归为帮助司法人员查明案件事实;而那些反对者则将精神鉴定的目的更多地看作控辩双方获取证据的一种方法。
需强调的是，精神鉴定的合理启动离不开相关配套制度与措施的完善。我们尚需在提高司法精神医学鉴定的科学性与权威性、建立有效的强制医疗制度以及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等方面继续努力，而其中至关重要的强制医疗制度，则有赖于国家的财政支出与资源投入来支持。
2.精神鉴定的评价范围。
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不属于精神鉴定的评价范围。理由之一，从法学理论来看，刑事责任能力的判定应由司法人员来行使，这是司法独立的应有之义。理由之二，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并不是行为人知识上“认识”的问题，而是行为人应该依照一定规范而行动，但却未能这么做时应否给予非难的问题。因此，刑事责任能力应由司法人员来判断，而非医学这种经验科学专家来鉴定。较为合理的做法是由精神鉴定人对刑事责任能力的医学要件进行评定，心理学要件的判断则采用以司法人员为主、鉴定人为辅的合作方式。此种判断方式既具合理性又具可行性。
首先，从法律依据来看，这种判断方式与刑事诉讼法第119条与第120条的规定相符合，即精神鉴定的评价范围限于医学问题，不包括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定。虽然此种判断方式与198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联合公布的《关于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的内容不符合，但是不管从立法主体还是实施时间来说，《暂行规定》的效力等级都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当然，最好的办法是对《暂行规定》的相关内容进行修改，取消精神鉴定中对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定。
其次，从法理依据来看，此种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方式是法治原则的具体体现，符合法律问题由司法机关认定、专门问题由具有专门知识的人认定的要求，还与刑事责任能力混合判断标准的应有之意相符。
最后，从实践效果来看，此种刑事责任能力的合作判断方式在合理确定精神鉴定评价范围的基础上，既弥补了司法人员专门知识的不足，又有效地避免了其他观点的缺陷。
3.精神鉴定意见的司法判定。
(1)精神鉴定意见的质证。
为了解决实践中普遍存在的鉴定意见质证形式化问题，有必要对精神鉴定的质证主体、质证的程序性保障以及质证的实体内容等加以完善。其中质证主体是质证的关键，任何一方的缺失或力量失衡都会导致质证达不到预期目的，这就要求我们对质证主体要进行平等武装。因此，从质证主体的角度来看，精神鉴定人的出庭以及精神专家辅助人的设立，是保证鉴定意见得以有效质证的必要措施。应将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中关于鉴定人出庭质证的条款理顺，明确规定鉴定人出庭作证的例外情况以及相应的补救调查措施。精神鉴定人的出庭以及专家辅助人的设立不仅有利于法庭询问质量与效率的提高，还有利于鉴定质量的提升，尤其是在《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实施以后。
(2)精神鉴定意见的认证。
对于精神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一般从以下方面进行考察：
第一，精神鉴定人的资格审查。鉴于现行法规对此规定的非常笼统，我们应当制定司法精神医学专业切实可行的鉴定人准入制度，对精神鉴定人的资质加以规范。
第二，精神鉴定意见的鉴定程序审查，不符合鉴定程序的鉴定意见不应被采纳。
刑事责任能力是法律拟制的抽象化的类型标准，辨认、控制能力则是具体的事实的判断。刑事责任能力是否具备，要看行为人符合哪一种法律拟制的标准，而不是仅仅看行为人是否现实地具备了这种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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