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敲诈勒索罪70岁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吗？的法律问题，刑事律师收集整理了相关法律知识，给大家一些参考。
一、敲诈勒索罪70岁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吗？
需要，年龄大了在构成敲诈勒索罪的情况下也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年满75周岁以上的老人涉嫌故意犯罪的可以减轻处罚，但并不是说年纪大了就能肆意违法犯罪，精神病人和低于14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十七条 【刑事责任年龄】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对依照前三款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的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依法进行专门矫治教育。
第十七条之一 【刑事责任年龄】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过失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二、敲诈勒索罪的客观构成要件是什么?
敲诈勒索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采用威胁、要挟、恫吓等手段，迫使被害人交出财物的行为。
威胁，是指以恶害相通告迫使被害人处分财产，即如果不按照行为人的要求处分财产，就会在将来的某个时间遭受恶害。威胁内容的种类没有限制，包括对被害人及其亲属的生命、身体自由、名誉等进行威胁，威胁行为只要足以使他人产生恐惧心理即可，不要求现实上使被害人产生了恐惧心理。
威胁的内容是将由行为人自己实现，还是将由他人实现在所不问，威胁内容的实现也不要求自身是违法的，例如，行为人知道他人的犯罪事实，向司法机关告发是合法的，但行为人以向司法机关告发进行威胁索取财物的，也成立敲诈勒索罪。威胁的方法没有限制，既可能是明示的，也可能是暗示的;既可以使用语言文字，也可以使用动作手势;既可以直接通告被害人，也可以通过第三者通告被害人。
威胁的结果，是使被害人产生恐惧心理，使其为了保护自己更大的利益而处分自己的数额较大的财产，进而行为人取得财产。被害人处分财产，并不限于被害人直接交付财产，也可以是因为恐惧而默许行为人取得财产，还可以是与被害人有特别关系的第三者基于被害人的财产处分意思交付财产。行为人敲诈勒索数额较小的公私财物的，不以犯罪论处。
在我国的刑事案件的处理中，此时是需要及时的考虑我国的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年龄和刑事责任能力的，如果是行为人客观上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行为的，但是因为没有刑事责任能力，或者是超出刑事责任年龄的，都是不能处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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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规定无刑事责任能力者实施犯罪行为后不承担刑事责任。无刑事责任可以分为，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无法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精神障碍者怎样进行刑事责任能力判定? 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判定的程序问题：1.精神鉴定的启动。
大陆法系国家受职权主义诉讼理念的影响，主要采取司法官启动制;英美法系国家受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影响，主要采取当事人启动制。从鉴定的公正性及公信力来看，司法官启动制要优于当事人启动制。从诉讼的成本及效率来看，司法官启动制相比于当事人启动制的成本要低但效率却高。从诉讼理念与诉讼功能来看，两种启动制分别反映了不同诉讼模式的诉讼功能。
我国的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以及审判机关都拥有鉴定启动程序的决定权，当事人既无精神鉴定的决定权，也无初次精神鉴定的申请权，只有申请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的权利。我国司法鉴定制度与西方各国相比较，最大特点在于公检法三机关在各自的诉讼活动中可以独立地决定司法鉴定的事项。对此学者们的看法不一，而分歧产生的原因可归结为一点，即对精神鉴定在刑事诉讼中的目的存在不同认识。赞成者实际上是将精神鉴定的主要目的归为帮助司法人员查明案件事实;而那些反对者则将精神鉴定的目的更多地看作控辩双方获取证据的一种方法。
需强调的是，精神鉴定的合理启动离不开相关配套制度与措施的完善。我们尚需在提高司法精神医学鉴定的科学性与权威性、建立有效的强制医疗制度以及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等方面继续努力，而其中至关重要的强制医疗制度，则有赖于国家的财政支出与资源投入来支持。
2.精神鉴定的评价范围。
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不属于精神鉴定的评价范围。理由之一，从法学理论来看，刑事责任能力的判定应由司法人员来行使，这是司法独立的应有之义。理由之二，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并不是行为人知识上“认识”的问题，而是行为人应该依照一定规范而行动，但却未能这么做时应否给予非难的问题。因此，刑事责任能力应由司法人员来判断，而非医学这种经验科学专家来鉴定。较为合理的做法是由精神鉴定人对刑事责任能力的医学要件进行评定，心理学要件的判断则采用以司法人员为主、鉴定人为辅的合作方式。此种判断方式既具合理性又具可行性。
首先，从法律依据来看，这种判断方式与刑事诉讼法第119条与第120条的规定相符合，即精神鉴定的评价范围限于医学问题，不包括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定。虽然此种判断方式与198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联合公布的《关于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的内容不符合，但是不管从立法主体还是实施时间来说，《暂行规定》的效力等级都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当然，最好的办法是对《暂行规定》的相关内容进行修改，取消精神鉴定中对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定。
其次，从法理依据来看，此种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方式是法治原则的具体体现，符合法律问题由司法机关认定、专门问题由具有专门知识的人认定的要求，还与刑事责任能力混合判断标准的应有之意相符。
最后，从实践效果来看，此种刑事责任能力的合作判断方式在合理确定精神鉴定评价范围的基础上，既弥补了司法人员专门知识的不足，又有效地避免了其他观点的缺陷。
3.精神鉴定意见的司法判定。
(1)精神鉴定意见的质证。
为了解决实践中普遍存在的鉴定意见质证形式化问题，有必要对精神鉴定的质证主体、质证的程序性保障以及质证的实体内容等加以完善。其中质证主体是质证的关键，任何一方的缺失或力量失衡都会导致质证达不到预期目的，这就要求我们对质证主体要进行平等武装。因此，从质证主体的角度来看，精神鉴定人的出庭以及精神专家辅助人的设立，是保证鉴定意见得以有效质证的必要措施。应将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中关于鉴定人出庭质证的条款理顺，明确规定鉴定人出庭作证的例外情况以及相应的补救调查措施。精神鉴定人的出庭以及专家辅助人的设立不仅有利于法庭询问质量与效率的提高，还有利于鉴定质量的提升，尤其是在《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实施以后。
(2)精神鉴定意见的认证。
对于精神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一般从以下方面进行考察：
第一，精神鉴定人的资格审查。鉴于现行法规对此规定的非常笼统，我们应当制定司法精神医学专业切实可行的鉴定人准入制度，对精神鉴定人的资质加以规范。
第二，精神鉴定意见的鉴定程序审查，不符合鉴定程序的鉴定意见不应被采纳。
刑事责任能力是法律拟制的抽象化的类型标准，辨认、控制能力则是具体的事实的判断。刑事责任能力是否具备，要看行为人符合哪一种法律拟制的标准，而不是仅仅看行为人是否现实地具备了这种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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