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盲人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承担的规定吗？的法律问题，刑事律师收集整理了相关法律知识，给大家一些参考。
有，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必须是盲人或又聋又哑的人犯罪，才可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聋哑人犯罪都可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只有既聋又哑的人才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刑法》第十九条规定：“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目前，对于如何理解《刑法》第十九条的“盲人”尚无司法解释可资依凭，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盲人的解释为“失去视力的人”。但视力作为人的重要生理机能，同人的身高、体重一样有着不同的评价数值。故医学上或者刑法上对“盲人”的认定都有一个不同于生活意义上的认定标准。
之所以规定对盲人犯罪、聋哑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主要是考虑视觉等重要功能的丧失会导致人的认知、交流等能力下降，不能正常融入社会生活，其辨认自身行为性质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也弱于常人，故追究其刑事责任时可以从宽处罚。
由于规定对盲人犯罪是“可以”而不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因此在审判中应当全面分析犯罪性质、情节和危害程度，重点分析“盲人”身份对实施犯罪行为的具体影响，并不必然从宽处罚。对于犯罪行为与其“盲人”身份有直接联系的，如过失犯罪、被告人因目盲丧失劳动能力从而实施的盗窃、诈骗、侵占等财产性犯罪、在生活中受到歧视等因冲动发生伤害的案件，考虑到盲人被告人特别的生理、心理状况，可依法比照正常人犯罪酌予从宽处罚。
但是在盲人实施的与“盲人”身份无直接关系的犯罪中，特别是在共同犯罪或者有组织犯罪中，这类被告人甚至可能成为犯罪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在此情况下，被告人虽具有“盲人”身份，但不能作为对其从宽处罚的理由。
盲人犯罪一样的，会受到处罚，但是，我国规定盲人犯罪可以适当的减轻处罚。这是我国对于盲人处于弱势地位的人性化同情，当然，盲人犯罪减轻处罚这一规定并不是绝对性的。在一些情况下，如果盲人实施的犯罪与视力问题无关，也会平等对待。
在我国的刑事案件的处理中，是存在着特殊的人群的刑事责任能力被限制的情形的，比如精神病人、未成年人等，这也就导致了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的最终结果，是存在着三种类型的，分别是判决有罪、判决无罪，以及判决行为人不负刑事责任。
相关内容：精神障碍者怎样进行刑事责任能力判定?
刑法规定无刑事责任能力者实施犯罪行为后不承担刑事责任。无刑事责任可以分为，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无法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精神障碍者怎样进行刑事责任能力判定? 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判定的程序问题：1.精神鉴定的启动。
大陆法系国家受职权主义诉讼理念的影响，主要采取司法官启动制;英美法系国家受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影响，主要采取当事人启动制。从鉴定的公正性及公信力来看，司法官启动制要优于当事人启动制。从诉讼的成本及效率来看，司法官启动制相比于当事人启动制的成本要低但效率却高。从诉讼理念与诉讼功能来看，两种启动制分别反映了不同诉讼模式的诉讼功能。
我国的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以及审判机关都拥有鉴定启动程序的决定权，当事人既无精神鉴定的决定权，也无初次精神鉴定的申请权，只有申请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的权利。我国司法鉴定制度与西方各国相比较，最大特点在于公检法三机关在各自的诉讼活动中可以独立地决定司法鉴定的事项。对此学者们的看法不一，而分歧产生的原因可归结为一点，即对精神鉴定在刑事诉讼中的目的存在不同认识。赞成者实际上是将精神鉴定的主要目的归为帮助司法人员查明案件事实;而那些反对者则将精神鉴定的目的更多地看作控辩双方获取证据的一种方法。
需强调的是，精神鉴定的合理启动离不开相关配套制度与措施的完善。我们尚需在提高司法精神医学鉴定的科学性与权威性、建立有效的强制医疗制度以及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等方面继续努力，而其中至关重要的强制医疗制度，则有赖于国家的财政支出与资源投入来支持。
2.精神鉴定的评价范围。
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不属于精神鉴定的评价范围。理由之一，从法学理论来看，刑事责任能力的判定应由司法人员来行使，这是司法独立的应有之义。理由之二，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并不是行为人知识上“认识”的问题，而是行为人应该依照一定规范而行动，但却未能这么做时应否给予非难的问题。因此，刑事责任能力应由司法人员来判断，而非医学这种经验科学专家来鉴定。较为合理的做法是由精神鉴定人对刑事责任能力的医学要件进行评定，心理学要件的判断则采用以司法人员为主、鉴定人为辅的合作方式。此种判断方式既具合理性又具可行性。
首先，从法律依据来看，这种判断方式与刑事诉讼法第119条与第120条的规定相符合，即精神鉴定的评价范围限于医学问题，不包括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定。虽然此种判断方式与198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联合公布的《关于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的内容不符合，但是不管从立法主体还是实施时间来说，《暂行规定》的效力等级都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当然，最好的办法是对《暂行规定》的相关内容进行修改，取消精神鉴定中对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定。
其次，从法理依据来看，此种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方式是法治原则的具体体现，符合法律问题由司法机关认定、专门问题由具有专门知识的人认定的要求，还与刑事责任能力混合判断标准的应有之意相符。
最后，从实践效果来看，此种刑事责任能力的合作判断方式在合理确定精神鉴定评价范围的基础上，既弥补了司法人员专门知识的不足，又有效地避免了其他观点的缺陷。
3.精神鉴定意见的司法判定。
(1)精神鉴定意见的质证。
为了解决实践中普遍存在的鉴定意见质证形式化问题，有必要对精神鉴定的质证主体、质证的程序性保障以及质证的实体内容等加以完善。其中质证主体是质证的关键，任何一方的缺失或力量失衡都会导致质证达不到预期目的，这就要求我们对质证主体要进行平等武装。因此，从质证主体的角度来看，精神鉴定人的出庭以及精神专家辅助人的设立，是保证鉴定意见得以有效质证的必要措施。应将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中关于鉴定人出庭质证的条款理顺，明确规定鉴定人出庭作证的例外情况以及相应的补救调查措施。精神鉴定人的出庭以及专家辅助人的设立不仅有利于法庭询问质量与效率的提高，还有利于鉴定质量的提升，尤其是在《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实施以后。
(2)精神鉴定意见的认证。
对于精神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一般从以下方面进行考察：
第一，精神鉴定人的资格审查。鉴于现行法规对此规定的非常笼统，我们应当制定司法精神医学专业切实可行的鉴定人准入制度，对精神鉴定人的资质加以规范。
第二，精神鉴定意见的鉴定程序审查，不符合鉴定程序的鉴定意见不应被采纳。
刑事责任能力是法律拟制的抽象化的类型标准，辨认、控制能力则是具体的事实的判断。刑事责任能力是否具备，要看行为人符合哪一种法律拟制的标准，而不是仅仅看行为人是否现实地具备了这种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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