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4岁承担刑事责任吗？的法律问题，刑事律师收集整理了相关法律知识，给大家一些参考。
需要承担，根据我国《刑法修正案(十一)》规定可知，我国的刑事责任年龄已经下调到十二周岁。这是根据我们国家现有最新的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还有司法解释的规定，可以显而易见得出的结论。
具体规定如下，如果是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这是我国积极回应民众关切，规定在特定情形下，对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作个别下调的重要举措。
在刑事责任年龄起点问题上，各国规定不尽相同，且与国家或地区所属法系、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并没有必然联系。尽管具体规定有差异，但总体来看，适时调整刑事责任年龄，注重预防、打击犯罪与教育、感化之间的平衡，是各国的普遍做法。
个别下调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与我国对青少年违法犯罪“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并不相悖。我国现行《刑法》第17条规定，“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其家长或其他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依法进行专门矫治教育”然而，该规定在发挥“教育为主”的作用上，还存在一定的局限。
一方面，由于法律尚未明确“必要的时候”的具体标准，加之家长或监护人通常并不愿意将未成年行为人送政府收容教养，所以导致实践中大部分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并没有去接受政府机构专门的教育矫治，这就使得教育惩戒的功能难以有效发挥。另一方面，刑罚制度的刚性要显然强于收容教养制度。刑罚是最严厉的法律后果，因此其适用有最为严格的实体和程序规范。
收容教养则不同，它本身属于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而我国目前并没有一部关于收容教养的专门法律，这就导致诸如谁来决定是否收容教养、以什么程序决定、执行场所在哪等基本问题还不明确。因此，不能因为一味强调“保护”而忽视了“惩罚”，不能因为我国有关于未成年人家庭管教和收容教养制度的存在，就否认完善刑罚制度的必要性。
根据我国《刑法修正案(十一)》规定可知，我国的刑事责任年龄已经下调到十二周岁。
在我国的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中，一般来说，是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年龄档次的，如果是16周岁以上的，那么就是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的，此时是需要对其一切犯罪行为承担责任的，但是不同的年龄段，也是有不同的责任划分标准的。
相关内容：精神障碍者怎样进行刑事责任能力判定?
刑法规定无刑事责任能力者实施犯罪行为后不承担刑事责任。无刑事责任可以分为，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无法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精神障碍者怎样进行刑事责任能力判定? 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判定的程序问题：1.精神鉴定的启动。
大陆法系国家受职权主义诉讼理念的影响，主要采取司法官启动制;英美法系国家受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影响，主要采取当事人启动制。从鉴定的公正性及公信力来看，司法官启动制要优于当事人启动制。从诉讼的成本及效率来看，司法官启动制相比于当事人启动制的成本要低但效率却高。从诉讼理念与诉讼功能来看，两种启动制分别反映了不同诉讼模式的诉讼功能。
我国的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以及审判机关都拥有鉴定启动程序的决定权，当事人既无精神鉴定的决定权，也无初次精神鉴定的申请权，只有申请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的权利。我国司法鉴定制度与西方各国相比较，最大特点在于公检法三机关在各自的诉讼活动中可以独立地决定司法鉴定的事项。对此学者们的看法不一，而分歧产生的原因可归结为一点，即对精神鉴定在刑事诉讼中的目的存在不同认识。赞成者实际上是将精神鉴定的主要目的归为帮助司法人员查明案件事实;而那些反对者则将精神鉴定的目的更多地看作控辩双方获取证据的一种方法。
需强调的是，精神鉴定的合理启动离不开相关配套制度与措施的完善。我们尚需在提高司法精神医学鉴定的科学性与权威性、建立有效的强制医疗制度以及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等方面继续努力，而其中至关重要的强制医疗制度，则有赖于国家的财政支出与资源投入来支持。
2.精神鉴定的评价范围。
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不属于精神鉴定的评价范围。理由之一，从法学理论来看，刑事责任能力的判定应由司法人员来行使，这是司法独立的应有之义。理由之二，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并不是行为人知识上“认识”的问题，而是行为人应该依照一定规范而行动，但却未能这么做时应否给予非难的问题。因此，刑事责任能力应由司法人员来判断，而非医学这种经验科学专家来鉴定。较为合理的做法是由精神鉴定人对刑事责任能力的医学要件进行评定，心理学要件的判断则采用以司法人员为主、鉴定人为辅的合作方式。此种判断方式既具合理性又具可行性。
首先，从法律依据来看，这种判断方式与刑事诉讼法第119条与第120条的规定相符合，即精神鉴定的评价范围限于医学问题，不包括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定。虽然此种判断方式与198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联合公布的《关于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的内容不符合，但是不管从立法主体还是实施时间来说，《暂行规定》的效力等级都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当然，最好的办法是对《暂行规定》的相关内容进行修改，取消精神鉴定中对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定。
其次，从法理依据来看，此种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方式是法治原则的具体体现，符合法律问题由司法机关认定、专门问题由具有专门知识的人认定的要求，还与刑事责任能力混合判断标准的应有之意相符。
最后，从实践效果来看，此种刑事责任能力的合作判断方式在合理确定精神鉴定评价范围的基础上，既弥补了司法人员专门知识的不足，又有效地避免了其他观点的缺陷。
3.精神鉴定意见的司法判定。
(1)精神鉴定意见的质证。
为了解决实践中普遍存在的鉴定意见质证形式化问题，有必要对精神鉴定的质证主体、质证的程序性保障以及质证的实体内容等加以完善。其中质证主体是质证的关键，任何一方的缺失或力量失衡都会导致质证达不到预期目的，这就要求我们对质证主体要进行平等武装。因此，从质证主体的角度来看，精神鉴定人的出庭以及精神专家辅助人的设立，是保证鉴定意见得以有效质证的必要措施。应将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中关于鉴定人出庭质证的条款理顺，明确规定鉴定人出庭作证的例外情况以及相应的补救调查措施。精神鉴定人的出庭以及专家辅助人的设立不仅有利于法庭询问质量与效率的提高，还有利于鉴定质量的提升，尤其是在《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实施以后。
(2)精神鉴定意见的认证。
对于精神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一般从以下方面进行考察：
第一，精神鉴定人的资格审查。鉴于现行法规对此规定的非常笼统，我们应当制定司法精神医学专业切实可行的鉴定人准入制度，对精神鉴定人的资质加以规范。
第二，精神鉴定意见的鉴定程序审查，不符合鉴定程序的鉴定意见不应被采纳。
刑事责任能力是法律拟制的抽象化的类型标准，辨认、控制能力则是具体的事实的判断。刑事责任能力是否具备，要看行为人符合哪一种法律拟制的标准，而不是仅仅看行为人是否现实地具备了这种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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